《我们从哪里来?我们是谁?我们到哪里去?》:高更留给世界的遗书

高更《我们从哪里来?我们是谁?我们到哪里去?》,1897–1898年,波士顿美术馆藏
保罗·高更《我们从哪里来?我们是谁?我们到哪里去?》(Where Do We Come From? What Are We? Where Are We Going?),1897–1898年,布面油画,139.1 × 374.6 厘米,波士顿美术馆(Museum of Fine Arts, Boston)藏。图片:Wikimedia Commons,公有领域。

画作小档案

  • 英文名称:Where Do We Come From? What Are We? Where Are We Going?
  • 画家:保罗·高更(Paul Gauguin,1848–1903)
  • 年份:1897–1898年
  • 材质:布面油画
  • 尺寸:139.1 × 374.6 厘米(近3.7米长的宏幅长卷)
  • 馆藏:波士顿美术馆(Museum of Fine Arts, Boston)

我先学着从右往左读,读到左边就读不下去了

高更这幅近3.7米长的画,读法和我习惯的相反:要从右往左看,像读一卷东方手卷。最右边一个熟睡的婴儿和三位妇女,象征我们从哪里来,生命的开端;中间一群人摘水果、交谈、沉思,象征我们是谁,人生的日常与困惑;最左边一个老妇蜷缩着抱着头,旁边一只白鸟叼着蜥蜴,象征我们到哪里去,衰老与死亡。我顺着139.1×374.6厘米的画幅慢慢挪步,走到最左边时脚步不自觉地停了:从婴儿到老妇,我走完了一个人的一生,而画这幅画的人当时正准备结束自己的那一生。1897年高更49岁,住在塔希提的茅草屋里,穷困潦倒,疾病缠身,疼爱的女儿刚在丹麦去世,他与欧洲画商的关系也濒临破裂,走投无路之下他决定自杀,但在动手前想先画一幅总结自己一生的画。他找来一块粗糙的麻布一口气画完,然后带着砒霜走进山里,幸运的是剂量不够,剧烈的呕吐救了他的命。他活了下来,而这幅遗书成了他最伟大的作品,我站在波士顿美术馆这堵画墙前,先是一阵后怕,然后是庆幸。

高更自己说这幅画不需要文学性的解读,颜色和线条本身就是语言。但画中每个形象都充满暗示:中间伸手摘果子的青年是青春与欲望,盘腿而坐的偶像是原始信仰,背景里蓝色的海和起伏的山是塔希提的乐园,也是他逃离文明的梦。整幅画色彩浓烈:柠檬黄的皮肤、钴蓝的海水、赭红的土地,他用颜色直接表达情绪,当时被视为野蛮,今天看来却是表现主义的先声。我特别喜欢它从右往左的读法,这正是我熟悉的手卷展读方式:画卷在手里一寸寸展开,时间也跟着一寸寸流,读到卷尾不是结束,是回望。高更不知道手卷,可他把人生的卷轴画成了同样的方向,我在这种不约而同里感到一种奇异的安慰:原来追问来处与去处的人,摆放问题的方式都会撞在一起。

三个问题,我一个也答不上来

这幅画是高更的哲学遗嘱,他把人类最古老的三个问题画成了一幅画:我从哪里来,我是谁,我要到哪里去。画面里没有答案,只有生命本身:出生、欢愉、劳作、沉思、衰老、死亡,像潮水一样从右向左流。我站在它面前被这三个问题挡住了,我承认我一个也答不上来,但我也发现,答不上来并不妨碍我把画看完——也许问题的作用本来就不是被回答,是被带着走完一生。高更死后五年,这幅画被波士顿美术馆购入,成为该馆现代艺术收藏的基石;他本人1903年去世,长眠在塔希提的马克萨斯群岛,去了他画里的远方。我的结论是:它挂在展厅里像一堵墙,挡在每个观众面前逼你回答那三个问题,而我的回答是先不回答,先把右边的婴儿和左边的老妇都看清楚——看清楚了,问题就已经答了一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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