英文名称：The Fifer（法文：Le Fifre）；画家：爱德华·马奈（Édouard Manet）；年份：1866年；媒材：布面油画；尺寸：160厘米×97厘米；收藏馆：巴黎奥赛博物馆（Musée d’Orsay, Paris）。
画中人是个十几岁的少年，穿着近卫军乐队的制服：深色上衣配红色长裤，白绑腿，黑皮鞋，双手横握一支短笛贴在唇边。模特儿是马奈画室里跑腿的少年，名叫莱昂·勒恩霍夫——就是后来在马奈多幅画里出现的那位少年。他站得笔直，神情认真，像刚被乐队指挥点到名字。画幅接近真人大小，少年几乎从空白的背景里直接走出来。
这幅画的来历要从1865年马奈的西班牙之行说起。他在普拉多博物馆站在委拉斯开兹的宫廷肖像前看了很久，回到巴黎便画了这幅少年：人物居中、近乎平涂的大色块、背景不交代任何地点——这是向西班牙大师致敬，也是马奈自己的主张。他撤掉了学院派层层晕染的中间调，让深色制服、红裤子和米灰色背景以清楚的边缘彼此对峙；脚下只有一小片浅浅的影子，勉强提示地面，除此之外，空间被压到最薄。
1866年，这幅画被沙龙评审拒绝。落选在当时几乎是马奈的常态：评委们不习惯一个无名小乐手被画得像王子和元帅。左拉在报纸上连写文章为他辩护，说这种画法诚实、现代。第二年马奈自费在阿尔马广场旁搭棚办了个人展览，《吹笛少年》挂在其中，当时看热闹的人多、看懂的人少；几十年后，它却成了奥赛博物馆里最受欢迎的马奈之一，复制品印遍了明信片和教科书。
今天再看，它的好处恰恰在当年的“毛病”里：没有故事，没有道具堆砌，没有讨好的甜美表情，只有一个少年、一支笛子和大片安静的空。马奈把宫廷肖像的排场借给了一个普通孩子，这件事本身，就是十九世纪绘画转向现代的宣言之一。去奥赛看原作时留意两点：一是红裤子的红并不刺眼，是被灰色背景压稳了的红；二是少年的眼睛并不看你，他在听自己的笛声。
延伸阅读：马奈晚年的人物画把这种平涂与观察推得更远，本站《女神游乐厅的吧台》写的正是他最后一幅大型作品，两幅相隔十六年，对照着看很过瘾。
补一句技法上的观察：马奈在这里几乎不用轮廓线封边，少年的身形是靠色块与背景的明暗差站起来的；笛子横在唇边，是画面里最细、最亮的一条线，正好压在人物面部的高度上，视线自然被引到那张略显紧张的脸上。制服袖口与领口的白色滚边也不是装饰癖，而是马奈给深色大块面留的透气口。把这些小处理连起来看，就能明白为什么后来的画家把1866年前后的马奈当作分水岭：他不是画得更快，而是删得更狠。
再说回少年本人。勒恩霍夫后来与马奈一家关系很深，他的身影还出现在《阳台》等作品的研究清单里，常被认作马奈早年最顺手的模特儿。让一个画室少年穿上军乐队制服、按宫廷肖像的规格立在画布中央，马奈的用意与其说是画军营，不如说是借制服的整齐与红裤的醒目，做一次纯粹的色彩与轮廓实验。今天奥赛把这幅画挂在马奈专区的显要位置，旁边多是《草地上的午餐》一系的复制品与同时代作品，站在厅里环顾，你会清楚地感到：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巴黎绘画，正是从这样一张安静而固执的少年像开始，换了方向。
